| 编者按：
亚洲各国逐渐崛起，发展速度加快，欧美的发展却渐渐变缓。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在自己最新的书中给出了他的见解。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斥着矛盾。在21世纪，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科技上的巨大飞跃，伴随着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发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进步，意味着21世纪的结构和特性将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迥然相异。
差异有多大？其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我们将见证世界历史上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其次，我们将看到许多亚洲国家的复兴，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复兴。最后，技术的飞跃和全球贸易等因素导致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世界已经迅速“缩小”，人类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广袤的星球上，而是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结的小小地球村里。事实上，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21世纪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短短的时光片段里，人类竟然发生了如此繁多且巨大的变化。
人类在21世纪的变化
从理论上讲，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衡量智力的一项关键指标是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明智的适应和调整是我们人类得以生存与繁衍数千年的秘诀。当然，在适应和调整之际，有些人类族群做得比其他族群好。
在过去200年里，西方族群表现得最好。凭借在人类组织形式上和科技领域内的卓越表现，西方国家不仅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且征服了世界。譬如英法这样的欧洲大国能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这并不稀奇。事实上，在19世纪，大英帝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像葡萄牙这样的欧洲小国也能够征服世界各地的领土。
表现优异的西方更应作出调整适应新时代
200多年来，西方表现优异。面对迥然不同的21世纪，西方理应做出明智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但令我震惊的是，西方未能做出明智的适应性调整，这导致生活在西方的主要人群（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人群）对未来深感迷茫与悲观。
作为西方世界的朋友，我一直试图向西方知识分子解释西方社会为何要进行调整和适应。举例来说，我在2005年出版了《走出纯真年代》一书，试图告诉美国知识分子该国应如何适应一个不同的世界。出版此书让我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理论上讲，美国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到处都有乐于倾听世界上其他国家观点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对于其他国家的声音，美国的知识分子置若罔闻。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小但很实际的原因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区域研究”是“不科学的”，所以一些美国大学取消了“区域研究”课程（例如“东南亚研究”）。好在有些大学仍然开设了这类课程，例如哈佛大学的“亚洲研究”和耶鲁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更令人震惊的是，我发现美国知识分子中思想最“封闭”的竟然是“自由派”。这些“自由派”认为，关于人类社会应该如何成长、发展和成功等重大问题，只有非黑即白的简单答案。“白方”的答案是，只有那些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才能取得成功。对此，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所有西方知识分子皆对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接近尾声时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给予了热烈的回应。该文荒谬地宣称人类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所有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无论它们属于哪种文化和位于哪个地域）就是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尤其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种看法十分荒谬，然而，主要西方知识分子群体中却无人反对这一论点。事实上，从西方知识分子身上，我发现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是，他们采用了“战略性群体思维”模式，而福山的著作促进了这种“群体思维”在西方的传播。
因此，我在多个场合，包括在我的著作《西方失败了吗？》中都写道，福山的这篇文章对西方思想造成了“脑损伤”。什么样的“脑损伤”呢？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思想界对福山提出世界已走到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论点深信不疑之后，他们便没有注意到，人类不仅没有走到“历史的终结”，而且正在经历“历史的回归”。什么是“历史的回归”？它指的是世界上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中印两国在同一时期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开放经济、融入世界。中国开始得稍早一点儿，1977年，邓小平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十来年后，时任印度财政部长辛格（后出任总理）于1991年启动了印度经济开放的改革。
21世纪西方对时代的主导将终结
西方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其所犯下的两大战略错误：第一个战略错误是没有意识到，在21世纪，西方已经走到了“西方主导世界时代”的终点；第二个战略错误是没有意识到，世界正在见证亚洲的回归，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最成功的国家的回归。
21世纪将见证西方主导世界时代的终结。西方拒绝接受这一现实，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当西方不再是世界第一时，它们需要学会采取战略性行动。
在理论上，西方谴责虚伪；可悲的是，在实践中，西方却常常沉迷于虚伪。一些当代重大案例可以证实这一点。几十年前，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指示美国国务院发布世界上所有国家（美国除外）的年度人权报告。之后，美国国务院就煞费苦心地记录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酷刑案例。例如，在关于斯里兰卡和突尼斯的人权报告中，美国国务院谴责这两个国家将“近乎淹溺”和“将头浸入水中”作为酷刑。按照道德推理的逻辑，美国这么做也是在宣称本国没有实施酷刑。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发起了一场全球行动，来打击制造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根据国际法，这一行动是正当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也赋予了这一行动以合法性。然而，美国在抓捕了一些恐怖分子嫌疑人之后，将他们带到关塔那摩监狱并对其实施了酷刑。这一做法明显标志着美国道德立场的转换，它从“禁止使用酷刑”转变成了“可以使用酷刑”。尽管美国从来没有在口头上说过，但从道德推理的逻辑出发，美国以更为有力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理论上，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社会，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那么理应有良性的辩论来讨论美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金钱政治国家。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辩论并没有出现，也正因如此，本书才有了真正特殊和独特的意义。本书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失败提出了独家且独特的见解。
本书中还有一些见解是西方知识分子拒绝正视的。例如，西方社会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人权捍卫者，然而，对于自身做出的侵犯人权、协助或教唆侵犯人权之事，西方社会却矢口否认。简言之，西方社会一直极其伪善。
（本文节选自马凯硕著《亚洲的21世纪》，2023年6月出版）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资深学者型外交家，新加坡驻联合国前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卓越院士。
他有两段出色的职业经历：33年的外交生涯和15年的学术经历。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他在纽约生活了10多年。作为学者，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始院长。
2019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是全球知名的公共政策学者和亚洲研究专家，代表作《中国的选择》《新亚洲半球》《东盟奇迹》《西方失败了吗？》等。
近年来，西方逐渐衰落、亚洲迅速崛起，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着权力的大转移，东升西降成为大势所趋。这本书正是马凯硕对这一国际大势的研判。
他站在中美之外，从第三方的角度观察国际格局，结合时事分析其背后的成因，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崛起之路，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21世纪的全球发展态势。书中收录了马凯硕近年来发表的主要文章、演讲与接受的重要采访。
多个专家在谈到这本书时，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薛澜：
马凯硕的力作恰逢其时，既是对西方社会的警醒，也是对亚洲诸国的鞭策，更是对国际社会加强多边主义建设的期待。《亚洲的21世纪》是关注国际社会未来的人应该读一读的书。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名誉院长 肯特·凯尔德：
《亚洲的21世纪》一书洞悉了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全球变革，以及亚洲在实现这些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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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FJ |
